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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前沿讲座第5期:Immunizing From the Terror: China’s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
时间:2017年9月28日16:00-17:30
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514会议室
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5期: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he Costs of FTA Utilization
时间:2017年9月26日13:30-15:00 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514会议室
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第505期:研发人员职业成长路径与早期关键发明人效应研究——基于华为、中兴、微软、思科、英特尔的对比分析
时间:2017年9月26日(周二)13:30-15:00 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0会议室
“中国大问题”讲堂第11期——数据创造学术价值:如何正确使用政府统计数据
时间: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18:30-20:30 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05室(大金报告厅
公共经济与政策论坛第74期: Location-based tax incentive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Wester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时间:2017年9月26日13:30-15:00
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8室
专家观点
【专家观点】孙立坚:雄安现象与深圳模式 ——看普惠金融如何助力家庭消费



一、
   雄安现象——投机理财代替生活消费


1. 家庭投机理财对冲货币贬值

4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雄安新区成立,并把雄安新区的设立作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相提并论。随之而来的是雄安楼市暴涨,股市相关板块接连涨停。大家都认为,只要是政府支持的,一定能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就像当初成立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一样。没有人去分析是哪些企业在雄安投资,没有人去分析雄安的房子有什么价值,家庭部门和金融机构都疯狂涌进去,唯恐赶不上改革的列车。

这也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决定的。20年前,工资涨了就改善生活,提升消费质量。过去十年,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大量投资基础建设,广义货币量激增。国家往实体经济投入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房地产。为了稳增长,新的投资还在继续,人民币的购买力越来越低。中国的老百姓也发现了这一点,挣钱的速度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银行的利息也远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拥有一、二线城市房产的人的财富在以每年10%甚至50%的速度持续增长。这形成了强烈的聚集效应和投机市场,只有更多的钱才能买得起一、二线城市的房产;只有拥有一、二线城市的房子,才能获得更好的财富效应,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政策。这形成了一个闭环,资本和人才都涌上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三、四线城市越来越萧条,内需越来越萎缩。本来可以更换更好的家具,有更多的旅游计划,生更多的孩子。现在为了消费一、二线城市的房子,很多年轻人的人生安排都被破坏了,成为了房奴。即使通过国家产业政策留存在三、四线城市的资本,后续也通过孩子读大学、买一、二线城市的房子和理财产品大量流出。

全民理财行为不是因为家庭部门的道德败坏,而是老百姓根据经济情况,做出了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2. 银行鼓励理财弥补企业亏损

09年,政府为配合十大产业振兴,释放了4万亿信贷资金。央行多次降准降息,希望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使其获得利润空间。然而,4万亿计划适得其反。由于国家政策导向,迫使银行发放了天量级的贷款。政府打造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大量亏本,占用资金,根本无法平衡债务和收益。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土地财政卖地为归还银行贷款。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扭曲的金融服务模式。

国家的4万亿信贷资金并未落在发展实体经济上,实业受损带来银行不良资产的剧增和银行存款锐减。依靠简单的存贷款息差已无法为银行股东获取收益。为保护股东权益,弥补亏损,银行选择与互联网金融、私募股权基金等众多金融机构竞争,为储户提供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理财产品来稳定客户群体及他们在银行的资金。

在全民理财的过程中,银行终于开始感受到房地产和金融服务能解决09年盲目贷款造成的不良资产隐形比例剧增问题。通过大力度服务家庭部门,售卖理财产品,贷款给家庭部门做房地产投资,股权投资,银行得到了高额回报。潘多拉的盒子由此打开,整个经济开始脱实向虚。

这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初衷相违背,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家庭消费去化解产能,解决存量问题,形成实体经济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但是最后十大产业没有振兴,反而是全民理财异常火爆。


二、深圳模式——普惠金融助力家庭消费

1. 普惠金融的优势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模式,一个是浦东模式,另一个是深圳模式。浦东模式是开放对接,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深圳模式是放松管制,引进民间资本,激活民营企业。过去政府搞产业金融,提供统一化的服务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这种僵化而低效的模式在09年彻底受到质疑。现在深圳在产业金融之外,开辟了一条直接金融的道路,即普惠金融。目前,一大批名校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正在深圳进行普惠金融创业,这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相比于产业金融模式,普惠金融在提升家庭消费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第一,普惠金融效率高。大银行产业金融受制于垂直管理体系,在时间和效率上都无法与普惠金融相比。同样的家庭部门贷款审核,深圳的普惠金融只需2小时,而银行部门需要20个工作日。普惠金融的核心是便利性,其优势就是把效率做到极致,为每个人提供最便利的金融服务。

第二,利用中国过去积累的人口红利,服务于草根阶级。新一轮的人口红利,不是劳动力而是家庭储蓄,是家庭拿少量的储蓄换取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未来应该靠市场份额而不再是价格效应获得财富。产业金融只服务于大资本大企业大政府而放弃了草根的机会。BAT这样的企业正是利用了人口红利,24小时服务于草根阶级,才获得了巨大的体量。如今,深圳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人口红利在金融上的发展潜力。通过服务于草根,给数量市场而不是价格市场提供服务。

第三,普惠金融融合大数据金融,精确记录用户行为,进行生存模式分析,为客户制定财富支出计划和生活计划。通过评估客户还贷能力,在审批给予的信用额度内放款,从而达到控制信用风险的目的。区别于传统金融行业的抵押模式,这种金融服务模式不止为客户提供了融资渠道,还提供了生活便利,让客户在可控范围内享受普惠金融服务带来的生活乐趣。

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岁,因此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在创新创业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人注重体验生活,消费相对旺盛,这为深圳营造了非常好的创业氛围。普惠金融为消费提供便利性,支撑企业发展;得到快速发展的企业又有质人权为市场提供更加富有创意的优质产品,吸引消费的增长。这正是政府想要的结果,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的良性循环。

2. 普惠金融的风险

产业金融的风险在于领导人领导力的风险,领导对产业必须拿捏的非常准。而普惠金融的风险来自财富金融的风险。

深圳集中了中国80%的现金交易,存在大量非法的金融机构,帮助企业规避资本账户不能自由兑换的问题,提供政府允许范围之外的金融服务。市场需求和资本逐利一拍即合,使得些金融机构仅靠洗钱就得以快速发展。

为什么两种企业都会在深圳出现?深圳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包容的心态,采取抓大放小的弱监管措施,通过对政策进行宽口径解读来保住最具活力的消费、就业、创业创新,从而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政府让市场自己选择要财富金融和山寨企业还是健康的金融和企业发展模式。

如果技术的发展能让信息更具有穿透力,这将会给普惠金融的监管带来极大的便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在提高监管的准确度,将传统监管的谁出事谁负责的模式转变成风险遏制的模式。政府的监管也要学习健康的模式,多投资于预防而非治疗。

从另一个角度看,普惠金融的风险被高估了。普惠金融的风险远低于产业金融。这和买保险是一个概念,既然有了强监管,那就由监管机构来负责规避风险。这反而会形成逆向选择,金融机构都从事着监管机构规定的最高风险的工作,风险和财富实现了对接。因此,强监管的地方做大金融,大而不倒,反而更倾向于做大风险大收益的产品,风险让国家买单。草根金融的风险自负,因此会更珍惜每一次机会,控制违约、信用和市场风险。

良好的市场和机制不需要国家扶持,就如同深圳的普惠金融,在野蛮生长的金融市场中寻找自己生存的空间。



稿件整理:徐梦玲

本文根据系列讲座“立坚每周说”第三期“金融服务如何提升家庭消费的动力”速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