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NEWS&EVENTS
专家观点
【专家观点】高帆: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创新之谜
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创新之谜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后)
 

内容摘要: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创新对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具有关键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呈现出这样的创新之谜:即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持续提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持续下行。从逻辑上说,技术创新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要素市场化进程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2008年以来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出现波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有所加剧,而政府-市场关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变动则对要素市场化演变产生了影响,这是新阶段我国经济出现创新之谜的主要原因。依据上述判断,可以逻辑一致地提出我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相应政策含义。

关键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市场化   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
基金项目: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6SG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始终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这种失衡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经济增长过度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来推动,相对而言技术和制度等维度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促使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显性化和剧烈化,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条件改变、增长速度下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急迫需要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理论上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度量了剔除资本和劳动等因素之后,因技术-制度创新以及要素组合效率提高而推动的增长程度,因此集约型经济增长集中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增长贡献度的持续提高。近年来,我国整体以及各个地区均致力于持续增强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这可视为对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积极回应。已有文献也往往从技术创新投入视角来测度并分析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这些研究是重要的,但难以清晰地回答如下问题: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是否必然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绩效改善?如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剪刀差”且差距在持续拉大,那么这种“创新之谜”的形成机制究竟是什么?我国应如何从这种解释机制中逻辑一致地提出更有效的经济创新政策?本文集中探究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偏差,这在研究视角和实践针对性层面可视为已有研究的补充。
一、中国的创新之谜:投入与绩效之间的失衡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两类因素:要素供给程度以及要素组合效率。要素组合效率集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度,考虑到技术进步对要素组合效率改善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程度存在关联,而技术进步则与该经济体围绕技术创新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强度紧密相关。依照上述逻辑,人们在实践中很容易形成这样的认识: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前置条件、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驱动力量。已有的大量研究文献直接用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通常表现为研发经费支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数量、专利申请书、专利授权数等指标)来标度经济创新程度或全要素生产率。现阶段,我国整体以及各地区也倾向于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等直接表达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进展情况,这从我国整体以及分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创新驱动的测度指标中可以得到佐证。
正是基于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对经济创新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将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和研发人员规模扩大放在重要位置。2008年以来,导源于外部经济的格局逆转和国内结构性矛盾的加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如图1所示,1995年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研发经费投入额/GDP)呈现出持续攀高趋势,2008年以来这种攀高态势更为突出,2008-2015年该指标从1.44%快速提高至2.07%。除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之外,其余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动趋势,例如:2008-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额从4616.02亿元增至14169.88亿元,增长了206.97%,研发人员数量从196.54万人增至375.88万人,增长了91.26%,专利申请数从82.83万件增至279.85万件,增长了237.85%,专利授权数从41.20万件增至171.82万件,增长了317.06%。从时序角度看,2008年以来我国围绕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是令人瞩目的,更值得强调的是,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不是发生在某些地区或领域的个案,而是发生在所有省份以及几乎全部行业的普遍态势,这从2008年以来我国内地31个省份以及第二产业细分行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变化看得非常清楚。
依照人们的普遍认识,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其直接等同于经济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程度。然而,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却呈现出与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截然不同的变动轨迹,2008年之后,我国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度与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不仅存在“剪刀差”,而且这种落差伴随着时间推移甚至呈现出逐步扩大态势。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并采用31个省份的GDP(剔除价格因素)、物质资本存量(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和就业人数等指标,容易得出1995-2015年我国整体的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图1所示,1995-2007年我国TFP保持在较高水平并呈现出小幅度波动,这一时期TFP增长率最低数是1.6%(1999年),最高数是3.3%(2003年和2007年),TFP增长率/GDP增长率最低数是20.99%(1999年),最高数是38.53%(2001年),此阶段TFP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度为28.41%。与上述格局相区别,2008之后我国的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2008- 2015年TFP增长率从0.8%下降至-0.5%,而TFP增长率/GDP增长率也从8.29%下降至-7.23%,此阶段TFP对增长的年均贡献度为-0.82%。
以2008年为分界点,我国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度从高位平稳转变为持续下降,这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文献的支持。依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提供的数据(The Economy Database-TED),2008年之后我国TFP增长率呈现出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2015年该数据甚至已降至-1.3%。这意味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逐步加大,TFP增长率出现了迅速回落。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告一段落之后,这一下降趋势仍然没有停止[1]。赵文军、于津平也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整体以及大部分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下行趋势[2]。TFP增长率的变化轨迹显示: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增长仍具有极为显著的粗放型特征,促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组合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仍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艰巨任务。如果将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和TFP增长率两者进行对比,则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我国急速增强的技术创新投入力度不仅没有导致TFP增长率提高,反而伴随着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贡献度的相对下行。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与TFP增长率之间的“剪刀差”扩大是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事实,这一特征事实可简称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创新之谜。考虑到创新以及TFP增长对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作用,则对这种创新之谜进行理论阐释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的市场化转型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之谜首先需要廓清哪些因素是以何种方式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上说,全要素生产率标度了特定经济体剔除劳动和资本等有形要素之后,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而推动的经济增长程度。考虑到要素供给约束、以及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则构建在要素密集投入基础上的增长通常是难以持续的,而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3],在跨国比较中,TFP的差异是造成国家间人均产出差距的根本原因[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最主要的微观经济主体,因此也就是最主要的经济创新和要素组合效率改善推动主体,而企业推动经济创新取决于对市场的判断及其对要素相对价格的权衡。进一步地,企业要素相对价格的确定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而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则取决于政府-市场之间关系的持续改善。熊彼特强调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创新,而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5],或者说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制中。显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前提:即特定经济体中存在着完善的要素市场以动态地标度不同要素的相对稀缺度,同时要素在不同部门、产业和企业之间的流动性是突出的,由此引发企业家依据要素价格变化展开产品、技术、市场、原材料供应以及企业组织等多个维度的新组合,“做对价格”是实现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前置条件。上述逻辑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以及由此衍生的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而且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以及政府为形成良性化要素市场秩序而实施的经济制度质量。
从逻辑上说,相对于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要素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发挥着更为关键和直接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对TFP提高产生影响。这些机制体现为:首先,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会导致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更为准确,并导致要素在不同领域之间的流动更为充分,这两者均可形成显著的要素再配置效应,为企业依据要素价格变化展开多元化创新提供前置条件。尤其是,在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价格走高以及要素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企业将有很强的动机依靠创新活动的持续展开提高市场竞争力。反过来说,在要素价格扭曲、或者不同领域要素割裂严重的情形下,经济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及要素再配置必定是困难的。其次,技术创新是一个内涵创新投入增强-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获取的完整链条,就此而言,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助于创新成果转化并导致技术创新的真正实施。原因是: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促使企业对创新形成稳定预期,并在企业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机构之间形成创新分工体系,真正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市场拓展等不同环节的协同融合,这对技术创新投入向企业竞争力和整体增长质量的转化是极其重要的。第三,除要素再配置机制和创新转化机制之外,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还可促使不同群体形成劳动报酬的“分离均衡”,且这种均衡主要建立在劳动者自身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或社会阶层等非能力因素之上。这种格局会对家庭和居民的经济行为产生正面影响,尤其是激励不同群体自发地展开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对TFP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四,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还意味着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所有者更能依据“边际产出”获得报酬,同时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机会依靠就业和投资等多种渠道获得收入。此外,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还意味着政府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形成了有效的再分配机制,尤其是通过转移支付和保障体系完善等形成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护,上述格局会通过市场规模扩展形成对企业多元创新的正面激励。最后,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表明特定经济体在政府-市场之间形成了良性互补关系,政府不会直接干预市场从而扭曲要素市场价格,同时政府也会通过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形成对市场机制的支撑。这种公共产品供给职能既体现为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技术领域,也体现为产权保护和交易秩序完善等制度领域,这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均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概括起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涉及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尤其是要素市场化进程对TFP变动发挥着关键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力度与TFP增长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或者说,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要导致TFP改善,其前置条件是特定国家的要素市场化程度保持稳定甚至在持续改善。
上述逻辑分析对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创新之谜具有启示意义。作为一个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家,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仍处在持续推进阶段,尤其是,要素市场化相对于产品市场化程度仍存在滞后特征,要素市场扭曲仍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征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是沿着向企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地方政府放权的主线在展开,但导源于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激励相容约束,在某些时段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波动甚至转变。这种情形自然会通过多种机制而对我国的经济创新和TFP增长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越了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对TFP的提升效应。上述判断能够得到已有研究文献的支持,例如:陈瑾瑜通过数理逻辑推演发现TFP和技术进步存在着计量上的差别,引起这种差别的核心是经济制度因素导致资本增长速度和劳动增长速度出现偏离[6]。在经验研究中,孙早、刘李华、孙亚政强调:自2000年以来,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各地区全部工业产业TFP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比各地区R&D投入与地区TF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7]。与这些分析思路相类似,已有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和劳动市场扭曲对我国整体、或者特定领域(例如工业产业)的TFP提升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8] [9] [10] [11]
沿着上述理论推演观察我国的经济创新实践,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我国在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的同时,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态势出现了波动,不同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市场扭曲程度出现了相对加剧,这对TFP的抑制作用甚至超过了技术创新投入力度的促进作用,从而引致TFP呈现出相对于此前阶段的下行态势。就劳动要素而言,已有文献采用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落差指标发现:2008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减弱[12]。然而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必须考虑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关联关系,即测度劳动力市场扭曲应内生劳动力流动对人口身份变动的引致效应。就此而言,2008- 2014年我国城镇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从42.48%增至50.88%,同期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从33.28%增至36.63%,城乡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之间的落差从9.21个百分点扩大至14.25个百分点。这相对于此前的落差程度是一个极为显著的攀升,此种攀升表明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身份转化之间的“紧张”在加剧,在人口结构变动意义上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事实上是加剧的。就资本要素而言,已有针对文献依据资本在不同产业的流动性发现: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在逐渐改善[13]。然而我国的资本配置不仅发生在工业和服务业之间,而且发生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尤其是在市场化体制转型进程中产权更为清晰的非国有企业能否获得充分的资本支持。就此而言,2008- 2014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56.72%提高至67.80%,而同期非国有企业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则从42%提高至49%,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态势与信贷资金获取之间的失衡程度在提高。就土地要素而言,现阶段我国城镇土地按照使用途径可划分为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等不同类型,在土地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条件下,不同土地价格会因土地资源再配置而呈现出相对收敛趋势,然而我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价格却显示:将不同类型的用地价格转化为相同年限,则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105个城市的商业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从8.64倍持续攀高至11.09倍,居住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则从4.21倍持续攀高至5.41倍,这表明城市不同土地类型之间的市场割裂程度变得更为显著了。
除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各自表现之外,2008年以来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波动还体现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市场扭曲程度渐趋加剧。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的组合关系,在资本和劳动市场扭曲程度相对加剧的情形下,2008年以来我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配置关系随即呈现出对最优格局的偏离。特别是,域外冲击导致我国采用货币增发、投资刺激的方式实现短期增长目标,其结果是资本劳动比率呈现出极为快速的攀升态势。2008-2015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数从16940元/人急速攀至38987元/人,相对于此前态势,这一时段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幅度更为快速。从逻辑上说,物质资本投入速度快于劳动力投入速度,会导致企业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然而依靠政府货币增发或投资增加提高资本劳动比率会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同时也会面临资本劳动比率有上限以及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14]。可见,2008年以来我国资本劳动比率的快速攀升体现了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组合关系的改变,并对TFP的持续提高产生了阻滞作用。二是劳动-土地的组合关系,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推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要求城市土地要素被集约化利用,换言之,完备的要素市场应能确保城市单位土地上的就业人数和人口数量在逐步提高,这样也才能因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体现城市化的增长推动效应。与此格局相区别的是,2008-2015年我国城市就业密度(每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上的城市就业人数)从0.820万人降至0.783万人,城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上的城市常住人口数)则从1.594万人降至1.495万人。城市就业和人口密度的下降趋势说明:2008年以来我国在城乡劳动力和人口结构变动的前提下,城市土地要素的粗放利用特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突出。
三、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制度再考察
相对于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要素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之谜——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行主要导源于要素市场化程度波动。此时段我国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内部以及要素之间的市场扭曲程度有所加剧,这是引致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贡献度下降的根本原因。问题在于:2008年以来我国为何会出现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波动?这种波动背后的经济制度成因究竟是什么?我国是一个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这个判断的引申含义是:发展中国家意味着经济增长在我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济体制转型意味着政府-市场关系是理解市场化进程特征的主要线索,人口和地理大国则意味着政府间的制度安排、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安排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变量。概括起来,外部经济冲击和内部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增长目标给定的前提下,我国倾向于通过政府-市场之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来回应这种影响。事实上,经济体制转型也往往导致地方政府具有开展这种关系调整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包括要素市场化在内的市场化进程极有可能产生短期波动。按照上述逻辑观察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背后的制度安排,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导源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内部结构性矛盾的交互作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快速回落态势,这种格局倒逼市场化转型以及经济制度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
一是在政府-市场维度,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要素市场化改革意味着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在持续下降,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更多依靠市场价格信号开展经济决策,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我国政府-市场组合关系变化的基本方向。然而,2008年之后我国为了回应经济增长的快速回落,实施了以大规模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刺激方案,这些刺激方案在短期内拉抬了增长速度,但负面结果却是增强了政府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强度,迄今为止我国经济体中的高货币化格局以及部分领域的严重产能过剩均与这种干预格局紧密相关。按照王小鲁、樊纲、余静文的测算:2008-2014年我国政府-市场关系层面的市场化指数从6.83分下降至5.62分[15],且该指数的三个分项指标——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也均呈现出指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此阶段我国政府-市场的组合关系发生了不利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变化,并由此而降低了要素市场化程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程度减弱相关联的是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得到了增强,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08-2015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GDP从19.19%增至22.10%,同期政府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4.71%,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78%和12.74%,财政收入的上述变化验证了政府资源动员能力的相对提高。总体而言,2008年之后政府-市场关系维度出现了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以及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相对弱化,其结果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趋于增强,不同要素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再配置效应出现了制度约束,进而在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的情况下掣肘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二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维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存在着目标追求和约束条件的差异,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如何激励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如何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做出反应始终是贯穿我国经济社会演进过程的重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政府间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Xu Chenggang将这种制度定义为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其核心特征是政治和人事控制权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中,以及经济与行政权在地方层面的高度放权[16]。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地方事务,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执行都深受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影响,因此它可视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制度。从这种基础性制度出发,不同地方政府往往围绕中央政府设定的核心目标(例如:经济增长)展开竞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收支缺口并具有较为突出的要素配置权。上述格局在2008年之后得以延续甚至被相对增强了,2008年以来我国31个省份的GDP之和始终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且伴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额在持续扩大,2008-2015年该差额数据从13798.5亿元增至38034.6亿元,差额占全国GDP的比重也从4.36%增至5.62%,这从侧面折射出地方政府围绕增长目标的竞争事实是加剧的。在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下,不同地方政府围绕经济竞争的方式也高度类似,即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出现了极为快速的攀升,结果是全国的该指标从2008年的40.01%增至2014年的44.73%和2015年的43.37%。此外,2008-2015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缺口也从20598.7亿元增至67236.1亿元,除获取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之外,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介入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要素)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并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事实上,2008-2015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从9737.0亿元提高至42930.8亿元,其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34.0%提高至56.6%。上述格局表明:2008年之后我国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被延续甚至被强化了,地方政府有激励也有条件介入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中,结果是宏观意义的政府-市场关系波动因政府间的制度安排而得以放大。
概括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开启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问题在于:导源于经济增长在政府战略取向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不同层级政府的特定经济制度安排,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沿着一个平稳轨道在匀速推进,在不同时期市场化的推进速度甚至演变方向很可能会出现波动。2008年以来,为了规避增长速度快速下滑的风险,我国经济体系中政府-市场的组合关系出现了相对与此前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趋于增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式威权体制则放大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程度。作为上述两个维度的一个结果,我国劳动、资本和土地等不同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市场扭曲程度被强化了,在要素市场化程度改善受阻的情形下,单纯的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未必会带来TFP的持续提高。上述逻辑正是2008年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行这种创新之谜的主要成因。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现阶段我国亟待将过度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集约型经济增长,这种转变取决于经济创新的推进程度,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增长贡献度的改善。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创新之谜: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在增强、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却在下行,上述失衡格局是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特征事实。导致上述失衡的根本原因是:2008年以来我国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出现了波动,不同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市场扭曲程度在相对加剧。进一步地,要素市场化进程放缓导源于我国为回应经济增长下滑,在政府-市场之间强化了政府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干预,而我国特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制度安排则放大了这种干预程度。正是基于要素市场化对要素再配置、要素组合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则要素市场扭曲自然会改变技术创新投入力度与TFP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
经济创新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毋容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驱动经济创新并实现要素组合效率的提高,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泉?本文针对我国经济创新之谜的探究可以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首先,技术创新是提高TFP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增强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和TFP改善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据此,我国整体和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仅仅利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等测度经济创新,而应将TFP增长放在反映创新程度的关键位置,引入TFP以弥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等指标的缺陷,以此形成更为科学和系统的经济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我国经济创新之谜主要导源于2008年之后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波动,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市场化进程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TFP的核心变量。相对于提高技术创新投入程度,我国更应依靠产权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壁垒降低等提高要素的流动性,使价格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后,TFP提高依赖要素市场化的持续推进,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投入,在体制转型背景下,我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对增长目标进行适时下调,需要按照持续激活微观主体的思路减弱政府的干预程度,同时强化政府在产权保护、市场秩序、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经济职能。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制度安排,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方式应更多引入反映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指标,增强辖区内企业和居民对地方政府目标以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力度。同时,深化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通过适度的财权下沉或事权上移形成不同层级政府财权-事权的相对匹配,以此矫正地方政府对市场机制、尤其是要素市场化进程的过度介入。上述政策选择有助于我国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坚实制度基础,进而在新常态背景下促使我国经济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顺利转换。
 
 
参考文献:
[1]  刘明康、陈永伟.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现状、问题和对策.  比较,2016(3).
[2]  赵文军、于津平. 市场化进程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南开经济研究,2014(3).
[3]  高帆. 什么粘住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翅膀. 当代经济科学,2008(2).
[4]  Hall,R.&C.Jones,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Vol,114(1):83-116.
[5]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90.
[6]  陈瑾瑜. 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间的差别及测算.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6).
[7]  孙早、刘李华、孙亚政. 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R&D的溢出效应. 管理世界,2014(8).
[8]  罗德明、李晔、史晋川. 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与生产率. 经济研究,2012(3).
[9]  盖庆恩、朱喜、程名望、史清华. 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与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研究,2015(5).
[10] 戴魁早、刘友金.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创新绩效. 世界经济,2016(11).
[11] 白俊红、卞元超.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创新生产的效率损失. 中国工业经济,2016(11).
[12] 杨天宇、姜秀芳. 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市场扭曲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4).
[13] 王林辉、袁礼. 资本错配会诱发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吗.  统计研究,2014(8).
[14]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中国社会科学,2013(1).
[15]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3、9.
[16] 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Vol,49(4):1076-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