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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视点 | 孙立坚

编者按: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的宏伟发展战略。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总体趋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前提下,中国如何实现中国从过去成本依赖型的传统加工制造走向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民族品牌和国有技术支撑的中国造,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以电子商务和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引领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造。结合十九大报告,本期特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中心主任孙立坚对此进入深入分析,以飨读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中心主任孙立坚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的宏伟发展战略,尤其强调了供给侧改革在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所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长周期的低谷阶段,它的具体特征就是建立在过去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已经出现了市场需求饱和的症状,发达国家过度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想改善市场的活力效果也十分有限,甚至出现了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后遗症,严重影响了本国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投资意愿;另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右翼阵营,又把本国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转嫁到世界经济繁荣所需要的多边合作互赢互利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



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都密切关注今天正在召开的中国十九大的动向,高度评价习总书记开放共赢的大国胸怀,高度认同中国经济的强大是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重要保障的认识,也高度关注和期待中国正在脚踏实地的完成供给侧改革的各项任务及其所带来的优异成果。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开放国家,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影响着亿万家庭和企业的生活与投资方式。中国也从中国制造的驱动力上找到了我们现代城镇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强大的发展动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已经高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更何况我们自己也深刻的认识到:依靠过去廉价的人口红利,招商引资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和闲置资源进入市场化运作带来的财富红利以及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释放出来的政策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过去的成本优势赢得全球市场(需求)的“加工贸易”格局也已不复存在,因此,加快供给侧的改革刻不容缓。



如何通过国企和国资改革,打造和民企乃至外企参加的PPP合作共赢的市场平台,并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中国开放战略带来的内外双轮驱动的积极作用,从而将中国经济从过去成本依赖型的传统加工制造走向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民族品牌和国有技术支撑的中国“质”造,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以电子商务和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引领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智”造。要做到这样的飞跃,我们既不能像西方供给学派所强调的放任市场履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纪律来催生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赢者通吃、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我们也不会跟随无法持续的欧洲福利至上来调动社会积极性的供给侧发展模式。前者是当今美国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失衡的理由所在,而特朗普却把这些问题归结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方式导致的;后一方式只能带来阻碍经济活力的债务危机和缺乏创新的懒人社会。


我们应该在充分反思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严重缺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通过强国富民的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在“质量优先、土地承包年限拓宽、强化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管控、重视自贸区开放引领的市场化推进、确立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新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建立更为有效的反腐倡廉的国家监察体制、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等八大方面走出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的新模式,从而确保“十九大”赋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能够和谐发展(避免发达国家供给学派所忽视的“西方病”) 共同走向全民富强的现代化。



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与否和顺利推进的速度关键还在于以企业竞争力和金融服务效率为代表的微观基础。为此,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克服现在成本上升、消费饱和的市场压力。


首先,通过国企和国资的混改,确立公司治理能力的提高,将手里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好牌,打出以“劳动生产率”等绩效和质量指标不断提高的好结果。为此,不仅需要重视股权激励、薪酬激励的市场机制激活企业的竞争力,以此获取经营管理层、岗位员工层、大小股东层、内外客户层的一致认同。而且,更要培育利益共同体所应肩负的企业和社会共同责任感。这才是中国“质”造成功的关键所在。华为、阿里、腾讯等已经在这方面给中国企业奠定了很好的样板。



其次,要重视企业业务的聚焦力,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沉下心来,真正发挥企业家的精神,让世界都能够认同以品牌、技术和一流服务水平所确立的中国市场地位。总而言之,企业发展不能只盯住眼前的市场份额和商业利润,更应该把资本的投入用于技术、品牌、人才等软实力(核心竞争力)上,使得中国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满意度同步增长。


第三,中国企业引领全球市场的创新能力是我们应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的冲击的法宝,这就需要中国企业不能只依靠“政策市”(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来经营自己的业务。这不仅会造成同质化的商业模式,更会把自己逼进恶性竞争的困境中。如果我们用自己过硬的本领和未雨绸缪的企业发展战略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即通过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提高适应市场变化的韧性和柔性,那么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会变得越来越强。



第四,供给侧改革精神在企业层面得到高度的体现需要一种企业家的精神的领导力,它甚至能够释放出弥补其他三种能力暂时处于短板的核心竞争力。这里,尤其要重视产权清晰、人才培育、市场竞争环境对中国企业领导力的提升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很多企业走进世界一流企业阵营。公司的领导力恰恰是这类企业形成上下内外凝聚力的重要前提,也是公司全力打造自主品牌技术的原动力,更是跟上时代潮流勇于创新的企业活力的缔造者。一个缺失领导力的企业很难把自己打造成发挥“质”造和“智”造的核心竞争力来换取海内外市场对其作为行业领军力量的高度认同感的集体。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金融服务模式的转换。尤其是在今天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低谷的阶段,再靠过去经济的规模性带来的抵押能力和政府采购强化的信用背书来占有宝贵的金融资源,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提升中国未来产业走向世界一流企业阵营集中的高端价值链的机会


事实上,深圳、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光谷等陆续出现的小金融(普惠金融/创新金融)高效率服务创新企业的成功模式,已经逐渐形成了天使投资、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产业基金互相轮动的金融服务创新模式。它们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前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盈利性(包括其前景)看好的项目不足的格局(资产荒),也扭转了过去这类金融服务过度依赖新三板IPO退出机会来决定其对创新企业投资和服务的力度。


中国企业的价值投资机会由此不断得到增强,甚至有很多这类金融服务机构靠企业后期的高速盈利增长,弥补了自己前期看似高风险投资可能造成的亏本买卖,而不再把这种高风险的不成熟的项目通过IPO的单一手段,释放给今天没有专业投资能力的一般股民。这种改变真正让中国新生的普惠金融的健康模式,培育中国“质”造的企业,进而挖掘中国“智”造的企业,从而实现政府提出的金融服务回归本源的价值取向,同时也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成本,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效果。


在我看来,这些好苗子(尽管现在还是小项目)在未来,都会为发挥大金融(产业金融)的比较优势而不断向其输送良好投资机会,再由它们把小做大、把弱做强,实现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价值链上具有完整的全方位竞争力的业务生态链和强大的企业群体。这时家庭行为必然会在国家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管引导下,逐渐进入到靠价值投资方式增长个人财富这种企业和家庭共赢的成熟资产配置阶段。由此也就自然有效遏制了“资产荒”造成的金融理财脱实向虚的乱象,从而也降低了由金融收益虚高造成的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坚持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可以建立民心所向共同致富的市场机会,通过第一个十五年的现代化目标的追求,实现加工贸易型的中国制造拓展或转变为过硬的自主品牌和技术所维系的中国“质”造的声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国竞争力通过下一个十五年的磨练,从而实现以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品牌、中国服务和中国人才引领的世界一流发展水平的现代化目标,真正确立全民“四个自信”的意识,真正打造以中国“智”造为代表的软实力与不断强大的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蜚声海外的中国“质”造的影响力相辅相成的大国核心竞争力,并让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同胞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和由此形成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巨大红利。